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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政策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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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月曾提醒说，通货膨胀就像一只老虎，如果放出来就很难再关进去。
然而中国政府“制伏”这只老虎的动作一直缓慢。周五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3月份食品价格的年化涨幅接近12%，整体通胀率高达5.4%，是去年同期水平的两倍多。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采取的抗通胀措施均是温和的，这些措施包括上周加息0.25%。
知情人士说，如果抗击通胀的战斗仅由中国央行说了算，在打响的时间上会有所提前。但中国抗通胀的过程十分复杂，这跟中国政府的复杂程度很是相像。
知情人士说，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各官僚机构、各种神秘莫测的委员会以及影响力隐蔽但却无处不在的共产党相互之间较量妥协的结果。没有哪个官员可以在这方面一人说了算，这使得其它主要国家几乎不可能与中国协调经济政策。
中国央行前顾问、经济学家余永定说：谁是中国的“贝南克”(Ben Bernanke)？答案是没有；重要决定都是集体做出的，所以可能会错过抗击通胀的最佳时机，因为决定须得到上级的批准，有时上面要耽搁很久之后才会给出“放行信号”。贝南克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主席。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其经济政策发生了巨大改变。但如今，中国正面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的通胀威胁。中国领导人称控制物价飞涨是2011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如果中国政府给经济降温的刹车踩得过猛，可能会扼杀经济增长，也会给已经受到日本地震和中东骚乱影响的全球经济带来潜在冲击。但如果中国任由通胀加剧，可能又不利于其国内消费者，还会给出口商和银行带来压力。
中国央行周四称，3月份金融机构的放贷速度超过2月份，远远大于分析师的预期，这是通胀可能加速的又一迹象。央行3月对3,000个银行业人士进行了调查，其中44%的人说，中国经济过热。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控制通胀的任务都由央行完成。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的央行，行长是63岁的改革派人物周小川。但和美联储、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和其它主要国家的央行行长不同，周小川的汇报对象是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而前述行长则独立于政治领袖，他们因此可以采取不受欢迎的措施来抑制通胀。
中国官员说，其实中国央行在很多情况下对货币决策都不太了解，直到被上级领导通知才有所知悉，它也不过就是那些就是否应为抗击通胀而加息或上调人民币汇率而游说中国政府最高决策者的十几个部委中的一个而已。跟踪这一过程的经济学家说，很多情况下，央行的游说能力还不及那些代表自信满满出口商的部委和花钱无所顾忌的地方政府。
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艰辛而又充满政治意味，一些决定因此可被延误几个月。中国央行大约在去年6月就开始敦促紧缩货币政策，而中国直到去年11月才开始郑重其事地抗击通胀，此前通胀已创下两年来最大升幅。
其他某些国家的财政部和央行在私下场合表示不满，说他们无法与中国协调政策。这是因为中国央行和财政部负责人无法做出有约束力的决定，而更有影响力的官员又无法联系到，甚至有可能不为外国财金官员所知。
比如在2008年10月，全球金融系统承受极端压力的时候，美联储、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和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一致同意降息。不久，没有参与这些磋商的中国官员也下调了利率，让美联储官员大感意外。
曾任奥巴马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说，完全独立的央行之不存在，是威权国家逻辑的必然结果。
为进一步理解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美联储最近派出一位高级研究人员驻北京一个月，并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进驻美联储。
一些中国官员说，他们的经济管理制度是有效的。清华大学经济学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说，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这套制度是必需的，因为它有助于在不同部委当中树立行动共识。部委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它们可能会利用不同的工具来抗通胀。比如发改委说，它将通过提高农业产量、建设保障房来抗击食品和住房价格上涨。
李稻葵说，协调政策之利，大于追求不计后果的货币政策之弊。他说，如果央行独立且方向错误，就有可能导致不计后果的货币政策出笼。
央行行长周小川长期追求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这使他在西方受宠，被看作中国的经济代表。
奥巴马前顾问萨默斯说，去年9月份他跟周小川在北京打了一场网球双打赛，当时两人之间并无拘束感。他们开玩笑地打赌，说中美之间的汇率将由胜者决定。结果萨默斯输了，要求再打一场。
不过在国内，周小川的美国朋友却有可能成了他在政治上的羁绊。中国网站上有过传言说，他马上就要被革职，甚至要逃往美国。央行曾经否认这些传言。周小川拒绝为本文接受采访。
在制定关键的货币政策决定时，周小川的权力是有限的。根据当前制度，利率或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必须要由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国务院常务会议由10人组成，以总理温家宝领头。
更加基本的货币问题和汇率政策，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的。政治局常委由九人组成，以国家主席、党总书记胡锦涛为首。两个机构存在部分重迭，国务院常务会议有两名成员是政治局常委。
周小川不是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但据参与决策的人士说，他会在小规模会议中对这两个机构展开游说。这些人士说，央行还撰写决定部分议题的讨论文稿；通过月度数据分析和政策建议推行自己的立场；并召集外部学者在国内报纸上撰写评论文章以形成支持。
其他机构也做同样的事情，想方设法地影响政策。在制定利率决策时，央行有时候会跟地方政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生争执。发改委是中国权力最大的经济部门，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演变而来，它希望把利率维持在低水平，以便能够为其新项目融资。
央行的汇率决策常常遭到商务部的反对，后者希望低估人民币币值，这样出口商在对外贸易中才会占有优势。
据知情人士透露，面对相互矛盾的建议时，温家宝通常会推迟决策，直到各部委达成一致。
据中国经济学家透露，因为其它部委的反对，中国人民银行花了数年时间才得到国务院批准，将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学者数量从一个增加至三个。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并没有决策权。
有时，央行的意见无人理会，就像2008年秋天那样。据经济官员透露，当时央行曾告诫说，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必然会密集产生一批不良贷款，并最终导致通胀。
刺激性的消费和借贷令中国经济飞速发展。2009年全球大部分经济体陷入衰退之时，中国经济增速却高达约9%。但这也产生了具有潜在威胁的信贷激增现象。据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经济学家邓永恒介绍，国有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又将这些贷款投资在城镇住宅用地上。在过去两年，城市住房价格已经上涨了50％。
地震和海啸发生之前，日本央行官员曾小心翼翼地传阅几幅图表，图表上比较的是30年前日本飞涨的房地产指数和今天中国的地产指数，他们想知道中国经济是否是一个即将破裂的泡沫。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央行不得不加大游说力度，劝说中央政府和共产党将抗击通胀作为当务之急。在2010年年中，各自都有研究团队的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更担心可持续增长的问题，而不是控制通胀。他们担心全球经济将再次陷入衰退。
国务院随后又开始转变态度，去年6月再次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至危机发生前的水平，缩减银行可贷资金规模。但央行认为这还不够，建议将货币政策立场从“适度宽松”转向更为紧缩的级别。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温家宝领头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也经常就经济形势展开讨论。据知情人士透露，虽然央行行长会和该小组碰头，但他对结果的影响能力有限。
去年10月通胀率升至4.4%，创下两年来的最大增幅，并在11月继续走高。大约在那个时候，美国和其它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主张，中国政府应该加快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步伐来抗击通胀，因为这会降低进口成本。
央行抗击通胀的主张最终在共产党内部的辩论中占了上风。去年秋天的某个时候，政治局决定将货币政策立场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这个决定直到12月3日才公布）。这支持了央行加息的看法，但最终的加息决策还是取决于国务院。
10月19日，中国近两年来首次加息。自11月10日以来，随着政治局对货币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激烈，中国又三次加息，并五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尽管如此，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目前为6.31%，比中国推出刺激计划时整整低了一个百分点，穆迪经济学家Alastair Chan说这个利率水平“非常低”。
相比之下，增速不及中国的巴西将基准隔夜拆息利率定为11.75%，比中国一年期贷款利率高出约一倍。央行银行家一般认为，强硬的反通胀姿态应该是短期利率比通货膨胀率高出3%或4%。也就是说，在中国利率应该是约8%到9%。
共产党最新的政策公告表明，由于担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中国不会尽全力遏制通胀。政治局2月份宣布，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以预防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为目标，这是政治局强调增长的一种说法。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说，政治局实际上是宏观问题上的最高决策机构。相比之下，央行权力相对有限。
一些熟悉中国政府内部工作方式的人士说，制约央行的另一个因素是：由于央行行长周小川势力强大的早期盟友陆续退休或去世，周小川的政治影响力减弱。
周小川属于文革后进入政界的第一代技术官员。与中国很多高层领导一样，他也是工程师出身。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做博士生时，构建了电脑模型来模拟取消价格控制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而获得了关注。
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周小川受到中国两位政界高层人士的青睐。1989年至2002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江泽民年轻时被周小川的父亲招到工厂工作，后来成了周小川家的朋友。当时中国的二号人物、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让周小川进入了自己的核心集团。
周小川努力改革中国的银行和证券业。2000年至2002年，他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曾试图打击市场操纵。从1998年前后开始，他先后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和央行行长，在改革中国大型国有银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中资银行向外国公司出售了少数股权，引发了中国公众的不满，他们说周小川是在卖国。
中国经济学家说，在2003年前江泽民和朱镕基退休后，周小川转向了另外一位政界教父、政治局资深常委黄菊。周小川的数位同事说，2007年黄菊因癌症去世后，周小川在政界影响力减弱。
这些人说，尽管2007年周小川成功连任央行行长，在官场之争中取胜却更加困难，他的仕途之路看起来是中止了。据一些认识周小川和温家宝的人士说，他与现总理温家宝的关系很疏远。周小川目前实际上是向一位曾经的同级王岐山汇报工作。王岐山是政治局委员，也负责银行业和金融事务。
北京一家投资公司负责人、周小川的长期顾问胡祖六(Fred Hu)说，周小川的改革措施和全球观可能影响了他的仕途发展。
然而中国政府“制伏”这只老虎的动作一直缓慢。周五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3月份食品价格的年化涨幅接近12%，整体通胀率高达5.4%，是去年同期水平的两倍多。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采取的抗通胀措施均是温和的，这些措施包括上周加息0.25%。
知情人士说，如果抗击通胀的战斗仅由中国央行说了算，在打响的时间上会有所提前。但中国抗通胀的过程十分复杂，这跟中国政府的复杂程度很是相像。
知情人士说，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各官僚机构、各种神秘莫测的委员会以及影响力隐蔽但却无处不在的共产党相互之间较量妥协的结果。没有哪个官员可以在这方面一人说了算，这使得其它主要国家几乎不可能与中国协调经济政策。
中国央行前顾问、经济学家余永定说：谁是中国的“贝南克”(Ben Bernanke)？答案是没有；重要决定都是集体做出的，所以可能会错过抗击通胀的最佳时机，因为决定须得到上级的批准，有时上面要耽搁很久之后才会给出“放行信号”。贝南克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主席。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其经济政策发生了巨大改变。但如今，中国正面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的通胀威胁。中国领导人称控制物价飞涨是2011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如果中国政府给经济降温的刹车踩得过猛，可能会扼杀经济增长，也会给已经受到日本地震和中东骚乱影响的全球经济带来潜在冲击。但如果中国任由通胀加剧，可能又不利于其国内消费者，还会给出口商和银行带来压力。
中国央行周四称，3月份金融机构的放贷速度超过2月份，远远大于分析师的预期，这是通胀可能加速的又一迹象。央行3月对3,000个银行业人士进行了调查，其中44%的人说，中国经济过热。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控制通胀的任务都由央行完成。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的央行，行长是63岁的改革派人物周小川。但和美联储、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和其它主要国家的央行行长不同，周小川的汇报对象是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而前述行长则独立于政治领袖，他们因此可以采取不受欢迎的措施来抑制通胀。
中国官员说，其实中国央行在很多情况下对货币决策都不太了解，直到被上级领导通知才有所知悉，它也不过就是那些就是否应为抗击通胀而加息或上调人民币汇率而游说中国政府最高决策者的十几个部委中的一个而已。跟踪这一过程的经济学家说，很多情况下，央行的游说能力还不及那些代表自信满满出口商的部委和花钱无所顾忌的地方政府。
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艰辛而又充满政治意味，一些决定因此可被延误几个月。中国央行大约在去年6月就开始敦促紧缩货币政策，而中国直到去年11月才开始郑重其事地抗击通胀，此前通胀已创下两年来最大升幅。
其他某些国家的财政部和央行在私下场合表示不满，说他们无法与中国协调政策。这是因为中国央行和财政部负责人无法做出有约束力的决定，而更有影响力的官员又无法联系到，甚至有可能不为外国财金官员所知。
比如在2008年10月，全球金融系统承受极端压力的时候，美联储、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和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一致同意降息。不久，没有参与这些磋商的中国官员也下调了利率，让美联储官员大感意外。
曾任奥巴马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说，完全独立的央行之不存在，是威权国家逻辑的必然结果。
为进一步理解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美联储最近派出一位高级研究人员驻北京一个月，并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进驻美联储。
一些中国官员说，他们的经济管理制度是有效的。清华大学经济学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说，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这套制度是必需的，因为它有助于在不同部委当中树立行动共识。部委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它们可能会利用不同的工具来抗通胀。比如发改委说，它将通过提高农业产量、建设保障房来抗击食品和住房价格上涨。
李稻葵说，协调政策之利，大于追求不计后果的货币政策之弊。他说，如果央行独立且方向错误，就有可能导致不计后果的货币政策出笼。
央行行长周小川长期追求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这使他在西方受宠，被看作中国的经济代表。
奥巴马前顾问萨默斯说，去年9月份他跟周小川在北京打了一场网球双打赛，当时两人之间并无拘束感。他们开玩笑地打赌，说中美之间的汇率将由胜者决定。结果萨默斯输了，要求再打一场。
不过在国内，周小川的美国朋友却有可能成了他在政治上的羁绊。中国网站上有过传言说，他马上就要被革职，甚至要逃往美国。央行曾经否认这些传言。周小川拒绝为本文接受采访。
在制定关键的货币政策决定时，周小川的权力是有限的。根据当前制度，利率或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必须要由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国务院常务会议由10人组成，以总理温家宝领头。
更加基本的货币问题和汇率政策，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的。政治局常委由九人组成，以国家主席、党总书记胡锦涛为首。两个机构存在部分重迭，国务院常务会议有两名成员是政治局常委。
周小川不是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但据参与决策的人士说，他会在小规模会议中对这两个机构展开游说。这些人士说，央行还撰写决定部分议题的讨论文稿；通过月度数据分析和政策建议推行自己的立场；并召集外部学者在国内报纸上撰写评论文章以形成支持。
其他机构也做同样的事情，想方设法地影响政策。在制定利率决策时，央行有时候会跟地方政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生争执。发改委是中国权力最大的经济部门，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演变而来，它希望把利率维持在低水平，以便能够为其新项目融资。
央行的汇率决策常常遭到商务部的反对，后者希望低估人民币币值，这样出口商在对外贸易中才会占有优势。
据知情人士透露，面对相互矛盾的建议时，温家宝通常会推迟决策，直到各部委达成一致。
据中国经济学家透露，因为其它部委的反对，中国人民银行花了数年时间才得到国务院批准，将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学者数量从一个增加至三个。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并没有决策权。
有时，央行的意见无人理会，就像2008年秋天那样。据经济官员透露，当时央行曾告诫说，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必然会密集产生一批不良贷款，并最终导致通胀。
刺激性的消费和借贷令中国经济飞速发展。2009年全球大部分经济体陷入衰退之时，中国经济增速却高达约9%。但这也产生了具有潜在威胁的信贷激增现象。据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经济学家邓永恒介绍，国有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又将这些贷款投资在城镇住宅用地上。在过去两年，城市住房价格已经上涨了50％。
地震和海啸发生之前，日本央行官员曾小心翼翼地传阅几幅图表，图表上比较的是30年前日本飞涨的房地产指数和今天中国的地产指数，他们想知道中国经济是否是一个即将破裂的泡沫。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央行不得不加大游说力度，劝说中央政府和共产党将抗击通胀作为当务之急。在2010年年中，各自都有研究团队的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更担心可持续增长的问题，而不是控制通胀。他们担心全球经济将再次陷入衰退。
国务院随后又开始转变态度，去年6月再次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至危机发生前的水平，缩减银行可贷资金规模。但央行认为这还不够，建议将货币政策立场从“适度宽松”转向更为紧缩的级别。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温家宝领头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也经常就经济形势展开讨论。据知情人士透露，虽然央行行长会和该小组碰头，但他对结果的影响能力有限。
去年10月通胀率升至4.4%，创下两年来的最大增幅，并在11月继续走高。大约在那个时候，美国和其它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主张，中国政府应该加快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步伐来抗击通胀，因为这会降低进口成本。
央行抗击通胀的主张最终在共产党内部的辩论中占了上风。去年秋天的某个时候，政治局决定将货币政策立场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这个决定直到12月3日才公布）。这支持了央行加息的看法，但最终的加息决策还是取决于国务院。
10月19日，中国近两年来首次加息。自11月10日以来，随着政治局对货币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激烈，中国又三次加息，并五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尽管如此，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目前为6.31%，比中国推出刺激计划时整整低了一个百分点，穆迪经济学家Alastair Chan说这个利率水平“非常低”。
相比之下，增速不及中国的巴西将基准隔夜拆息利率定为11.75%，比中国一年期贷款利率高出约一倍。央行银行家一般认为，强硬的反通胀姿态应该是短期利率比通货膨胀率高出3%或4%。也就是说，在中国利率应该是约8%到9%。
共产党最新的政策公告表明，由于担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中国不会尽全力遏制通胀。政治局2月份宣布，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以预防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为目标，这是政治局强调增长的一种说法。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说，政治局实际上是宏观问题上的最高决策机构。相比之下，央行权力相对有限。
一些熟悉中国政府内部工作方式的人士说，制约央行的另一个因素是：由于央行行长周小川势力强大的早期盟友陆续退休或去世，周小川的政治影响力减弱。
周小川属于文革后进入政界的第一代技术官员。与中国很多高层领导一样，他也是工程师出身。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做博士生时，构建了电脑模型来模拟取消价格控制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而获得了关注。
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周小川受到中国两位政界高层人士的青睐。1989年至2002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江泽民年轻时被周小川的父亲招到工厂工作，后来成了周小川家的朋友。当时中国的二号人物、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让周小川进入了自己的核心集团。
周小川努力改革中国的银行和证券业。2000年至2002年，他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曾试图打击市场操纵。从1998年前后开始，他先后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和央行行长，在改革中国大型国有银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中资银行向外国公司出售了少数股权，引发了中国公众的不满，他们说周小川是在卖国。
中国经济学家说，在2003年前江泽民和朱镕基退休后，周小川转向了另外一位政界教父、政治局资深常委黄菊。周小川的数位同事说，2007年黄菊因癌症去世后，周小川在政界影响力减弱。
这些人说，尽管2007年周小川成功连任央行行长，在官场之争中取胜却更加困难，他的仕途之路看起来是中止了。据一些认识周小川和温家宝的人士说，他与现总理温家宝的关系很疏远。周小川目前实际上是向一位曾经的同级王岐山汇报工作。王岐山是政治局委员，也负责银行业和金融事务。
北京一家投资公司负责人、周小川的长期顾问胡祖六(Fred Hu)说，周小川的改革措施和全球观可能影响了他的仕途发展。